1.灾祸频繁的国度 黑格尔称中国为“灾荒之国”。中国的灾荒、饥荒发生之频繁、为害之大为世界之最。 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,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,平均每一年1.723次。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,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。从1303年至今,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。《宋史.仁宗本纪》载“地震,吏民压死32306人”。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灭亡,居世界震灾史上灭亡人次之首。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,发生有害地震419次。在全球灭亡人次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,有7次发生在中国,其中灭亡人次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;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,有30%发生在中国。据统计中国平均每一年因地震灭亡2000-3000人。 据《洪荒启迪录》的统计,黄河2000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,大的改道26次。1876年至1879年晋、冀、鲁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(仅鲁北就饿死了200万人)。1920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,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;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。1950～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一年经济损失150～200亿元。 长江1931～1949年景灾11次,其中1931年、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跨越14万人,1931年灾民1亿人,水灾后因饥饿、瘟疫而灭亡的人次达300万人;中华民国38年间饿死的人次达2亿。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灭亡;毛统治的27年饿死的人达1.2亿。 农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统治,长期屈服于各种天灾人祸,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迁徙,造成农耕族群的性格群体较为懦弱,养成服从、逆来顺受的习气。所以农耕文明更容易产生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。饥荒的泉源与其说是天灾,不如说是人祸。官府的横征暴敛、赋役之繁重;人口剧增后认识不清开垦土地,导致水土的破坏;官僚劣政的迟延耽误、人工治理的废弛;好大喜功,急躁冒进,虚报浮夸,灾情信息不通;农业技术的停滞、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;战争造成饥荒,饥荒导致暴动,陷入恶性循环,如此等等,皆是饥荒的首要原因。而游牧、狩猎文明则强悍得多,他们与大天然更多的是斗争和迁徙。而迁徙和殖民的组织需要由某个首脑或家族来领导。在这种情况下,领导往往是由选举产生,没可能独裁,领导所做的各个重大决策必须与总和族人或族人代表商量,来共同经由过程这个决策,否则他的决策因为不能服众而不会产生任何效力。早期的希腊正是由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希腊地域形成的一个个殖民点,而逐步形成的一个个城邦国家。早期罗马也是如此。而后的日耳曼同样是游牧民族。正是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徙和殖民,使的中央集权轨制很难产生,一旦某地出现了集权和暴政,人民就会向别处迁徙流动,这和中国的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差别的。 在中国独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从,当过了某个临界点时,则会带来农民起义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。亚当.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,比欧罗巴洲的乞丐还要悲惨。大部分数中国人,几千年来就是在半饥饿中连绵生息过来的,能吃饱饭的“盛世”少于易子而食、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。天灾人祸迫使饥民揭竿而起,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饥民暴动或曰农民起义。中国于是成为农民起义的王国。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,举世无匹。 2.百事不如人的民族 1935年合法胡适主编的《独立评论》刊物开始发行两周年之际,一位笔名叫“寿生”的北大学生寄来一篇文章,认为我们之所以掉队于日本,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,因而接管性较为迟缓,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,只会一味摹仿。只要我们恢复民族自信心,努力苦干,就可以复兴。寿生的看法,在当时青年人寿很有代表性。 胡适认为,如许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。他特撰《信心与反省》一文,指出寿生文中鄙薄日本、抹煞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么得的。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一点新花样。日本不仅善于摹仿,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,成就远胜于中华文明。我们到了今天,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,反而抹煞事实,笑人摹仿,那真是认识不清的夸大狂了。 胡适批评了民族自负狂,他说中国人是“又愚又懒的民族,不能征服物质,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,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上进民族”。“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,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,不但政治轨制不如人,并且道德不如人,知识不如人,文学不如人,音乐不如人,艺术不如人,身体不如人。” 胡适说:“我们要是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、雕刻、科学、政治,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窘蹙。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,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。《几何原本》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前后同时,在二千多年前,我们在科学上已掉队太多!从此以后,我们所有的,欧罗巴洲也有;我们所没有的,人家所独占的,人家都比我们强。 试举一个例子:欧罗巴洲有3个1千年的大学,有许多个5世纪以上的大学,至今接续存在,接续发展。至于我们所独占的宝贝:骈文、七律、八股、小脚、寺人、姨太太、五世同居的大家子、贞节牌坊、地狱活现的监狱、廷杖、扳子夹棍的法庭……虽然‘丰富’,虽然‘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’,事实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轨制。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‘那更光芒万丈’的宋明理学,说起来真正可怜!讲了七八世纪的理学,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,只见大家崇信‘饿死事极小,失身事极大’的吃人礼教。请问那万丈光芒事实照到哪里去了?” 胡适的文章引来不少人写文章反驳。反驳之一,我们的文化并不仅仅是“小脚、寺人、姨太太”,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。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踪了,才使得我们走入岐途,堕落了。 对此,胡适再撰《再论信心与反省》、《三论信心与反省》,指出这不过是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翻版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,作为道德品质,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理想,不属于哪一个民族所特有。考察一种文化,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。在中国,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,不曾阻止“八股、小脚、寺人、姨太太、贞节牌坊、地狱般的监狱、扳子夹棍的法庭”的存在。后者的崩溃,全不是程颢、朱熹等圣贤的功绩,乃是与欧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,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渐崩溃的。说我们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、堕落了,是无稽的诬告。在几十年中,废除了三千年的寺人、一千年的小脚、六世纪的八股,五千年的酷刑,这是“向上”,不是堕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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